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晓晶指出，中国这一轮的经济调整，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是以主动调控为主。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可控性，不必担心中国经济会进入低增长周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晓晶在中国金融杂志上撰文指出，2008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GDP增长率为10.4%，以实际值(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来衡量，消费增长平稳，投资与出口均有所回落。总体上，经济增速仍处在合理区间，并未出现大幅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2008年7月)调整的预测数据也表明，中国2008年、2009年的增长率分别为9.7%和9.8%，比年初(2008年4月)的预测分别调高了0.4个与0.3个百分点。可见，对于中国经济，国际上的判断还是比较乐观的。不过，面对未来形势，市场上仍然弥漫着悲观情绪：一方面担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甚至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担心增长大滑坡，比如“拐点论”、经济进入低增长周期、过去30年的高增长行将结束之类。的确，处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很多截然不同的看法似乎都能找到支撑。

　　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即由2007年底的11.9%回落到2008年上半年的10.4%)成为当前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的明显标志；不少企业的叫苦不迭更是在宏观数据之外给人们增加了关于新一轮调整的直感。现在的问题恐怕不在于是否存在这样的调整，而是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调整，以及将会调整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根据1978-2007年GDP与CPI的年度数据，运用菲利普斯曲线方程，估算出不同稳态通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假定社会可接受的稳态通胀水平不超过5%，相应的GDP增长率就不超过9.39%。这个9.39%可以被定义为潜在经济增长率。而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0.8%，2007年更是接近12%，大大超过了潜在增长率。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关系，GDP的过快增长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尽管对于本轮通货膨胀的成因，强调"输入性"因素的居多，但从本质看，总需求是第一原因，其次是成本推动，第三才是外部冲击。并且成本推动与外部冲击也都与总需求膨胀有关。成本推动方面，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会带动要素价格包括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城镇化的推进对于粮食价格上涨也有很大的推动。外部冲击方面，特别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有较大关系，而不完全是外部输入。认识到总需求是通货膨胀的主因，那么，抑制通货膨胀必然要求适度降低经济增速。这是当前经济调整的一个直接需要。

　　其次，过去30年的增长，基本上是在压低要素价格、牺牲资源环境、重速度轻分享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样的增长不可持续。

　　在经济赶超的大背景下，过去30年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扭曲要素价格的方式进行的。这必然会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同时，只注重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分享的做法，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的不匹配。可见，无论是资源环境所形成的自然方面的约束，还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差距所形成的社会方面的约束，都意味着过去30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因此，这一次的调整，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速上的一个回调，而是在检讨过去30年粗放式增长方式的基础上，朝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调整。

　　第三，从国际比较看，长时期的高增长需要作出调整。我们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9.8%。从国际比较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持续增长超过30年的经济体只有博茨瓦纳(平均增长率11.5%，持续32年)、中国台湾(平均增长率9%，持续33年)和中国(平均增长率9.8%，已持续30年)。前两个经济体规模小，不具有可比性。这样一来，中国的持续高增长就是仅有的奇迹了。不过，经济发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中国也不能例外。正因为这样长期的高增长太少了，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就难以再维持这样的速度。从这个角度，中国的调整也是不可避免。

　　最后，下一阶段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有所回落。对于未来的增长，大量实证研究都认为会有所下降。王小鲁等人估算出2001-2010年的增长率为6.58%，2011-2020年的增长率为6.21%；而林毅夫等人的估算结果表明：2004-2014年的增长率为8.56%，2014-2024年的增长率为7.08%，尽管结果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和过去30年相比，未来的经济增速将有所回落。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本积累方面，高储蓄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但随着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扩大消费成为主导，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化)，高储蓄的水平将不如以前；二是尽管劳动力资源还相当丰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城镇化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人口红利”对增长的积极效应会逐步减弱直至消失；三是各类要素成本上升、资源能源价格调整、人民币升值，以及环保成本、社保成本的上升，令企业负重前行；四是改革的边际收益在递减。

　　应对调整的宏观政策取向。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轮的经济调整，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是以主动调控为主。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可控性”，不必担心中国经济会进入低增长周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自身调整的需要恰恰与全球经济的周期性调整相重叠(经历过去五年的强劲增长，全球增长也面临着周期性调整)。尽管全球的调整会形成中国经济调整的推力，有利于我们完成调整任务，但也需要把握好自身调整的力度，防止调整过度。

　　鉴于当前外部环境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内通胀仍处在高位且面临经济下滑风险，要保证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不改变。前面提到，通货膨胀的动因有三：需求拉动、成本推动与外部冲击。尽管随着经济回调，总需求下降，通货膨胀压力会有所缓解，但曾经被长期压低的各类要素成本的回升(成本推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在高位以及美国为拯救次贷危机而采取的注资、减税、降息等扩张性政策(外部冲击)，仍会对未来通胀形成巨大压力。因此，对于通胀要有长期准备，不能期望在短期内将通胀压下来，从而导致经济下滑过多。也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不改变(这并不排除在经济回落过多的情况下进行微调，比如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中国当前所遇到的宏观经济问题，单靠货币政策是不能完全解决的，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这主要体现为：

　　首先，为企业减负，保持市场的活力不因经济调整而受到根本损害。前面提到由于面临着各类成本上升，以及从紧货币政策(包括信贷控制与人民币升值)，企业在负重前行。因此，从未来看，财政政策应为企业适度减负，比如推行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意味着企业所购置的固定资产中所含进项增值税款可以抵扣，实际上就是给企业减负。

　　其次，为结构调整服务。宏观经济的调整为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而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上的作用显然要优于擅长总量控制的货币政策。比如对落后过剩产能、对“两高一资”行业要通过财税政策进行限制、压缩，而对于“三农”、对于企业研发和创新，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能够创造更多就业的中小企业，应给予税收支持。

　　加快推进初级产品的价格改革。初级品价格的居高不下，除了总需求强劲之外，就全球而言，市场机制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发达国家对于粮价的保护，发展中国家对于油价的保护，就使得一高再高的粮价或油价并不能有效抑制全球需求的增长。因此，要加快推进国内初级品价格的改革，一方面理顺资源能源价格，使之能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程度，提高社会利用资源能源的效率，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另一方面也要适当调整粮价(目前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差距还较大)，从中长期而言，这对于提高种粮的积极性、保证粮食供应非常必要。

　　逐步实现发展方式转型，摆脱“高增长依赖症”。过去30年的持续高增长，使得中国经济(从企业到地方政府甚至到学者)不仅适应了高增长，而且离不了高增长，从而形成“高增长依赖症”。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底的11.9%回落到2008年上半年的10.4%，有关方面就都叫苦不迭。

　　出现“高增长依赖症”，除了与“惟GDP”的政绩评价体系有关，也与这样的实际问题有关，即担心经济增速下降会带来大量失业问题以及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下降。但事实上，低增长未必是低就业。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经济增速下降与就业增长是可以并存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是否合理。2007年，中国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48.6%和40.1%，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8%和68%。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是就业创造能力较弱的重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就业创造水平，是摆脱"高增长依赖"的重要途径。此外，低增长未必是低福利。日本的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甚至停滞状态，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却没有明显下降，这很值得我们关注。这里的关键在于转变增长动力，让消费需求(而非投资和出口)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同时，做好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并逐步缓解收入差距问题，这样老百姓的福利水平即便在经济增速回落的时候也会有保障。

　　总之，抓住这样一个调整时期，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完善价格体系、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升级、转变增长动力，逐步实现发展方式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